中国报业市场近来进入肃杀困境，而杂志市场却一片生机盎然。尽管全国只有两千种左右，而全国杂志有九千余种，但是从业人员却比杂志从业人员要多得多，而且总体而言，办报高手也比办刊高手要多得多。在两种邻近的经济境况此消彼涨的同时，人才的流向也就相应地变化，于是报人“转业”办杂志，成为一股潮流。
由于中国的报刊体制特点，相当一些同时拥有杂志的编辑出版权，因此，很长时间以来，所办杂志由报人来编，是颇为常规的安排。以新闻专业杂志包括本刊为例，基本上就都是由编辑部的采编人员调动而来的。
中国杂志市场与是传媒业最活跃的领域，盘点一番眼下中国杂志市场最引人注目的大刊、名刊，再了解一下大刊、名刊的主要负责人职业背景与出身，就会有一个发现：报人占了大半。
简要地罗列起来，在各自的领域处在领军地位的大刊、名刊中，《财经》杂志的胡舒立出身于工人日报、《中国企业家》的刘东华与黄力陆原工作单位为经济日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单之蔷出身于海外版、《南方人物周刊》的向熹原工作单位为南方日报、《时尚》系列的吴泓、刘江原工作单位为中国旅游报、《生活》的许知远出身于经济观察报……这个名单可以拉很长，如果算上已经又从杂志跳到其他行业的例子，如原《ELLE》《W》与《望》的吕书练（出身于）现去汇丰银行、原《环球企业家》的李甬（原在工人日报）现去网易，……人数就更为可观。
事实上，这些往日的报人如今是杂志界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他们所主持或负责采编的杂志，几乎成为同类刊物的标杆，其中有的甚至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如《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些大刊、名刊之所以能有名，完全是由于上述报人的贡献。也就是说，是报人转业加盟，使这些刊物有了做大、做强的机会。这与老字号的大刊、名刊如《瞭望》、《读书》、《读者》有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以为报人转业做杂志，只是集中在与新闻纸相近的时政、财经、生活时尚或艺术领域，那就错了。事实上，在非常专业化、以往几乎全由专业人士掌控的专业杂志里，也有了办报精英的。杂志业的格局是专业杂志占绝大多数，其中科技类、学报类又占了大半，存在着严重的不熟悉传媒运作规律、不了解报刊市场现状与走势的问题，报人的视野开阔、资源广博与观念新、思活的优势，与过去专业杂志的负责都比较刻板或保守相比，显然能创造更大的效益。尤其是有足够高水平的专业编辑具体执行配合的条件下，报人出身的专业杂志老总可以扬长避短，大展身手。
四川农业科技杂志的《兰界》是一门纯粹的农业科技刊物，准确地说，是兰花专业的刊物，今年由昆明《生活新报》的资深报人胡出任主编，改版之后，兼顾科技、市场与人文。福建《海峡茶道》是一本新办茶文化杂志，由福州《东南快报》原副总曾章团挂帅，据说同一主办单位有六家杂志，其中包括《寿山石》这样极专业的鉴藏刊物。高度市场化的都市报经营管理经验，使他们在办刊时游刃有余。
虽然远算不上什么精英，但是不才在2003年也曾创办《中国书画》，在做综合十八年之后主编一本纯美术刊物，从综合大报跳到专业学术刊物，也算是开此先河，后来还创办过《中国印》篆刻杂志，在同类刊物中至今被业界推为极品，甚至进入了拍卖行成为拍品，在潘家园有行有市。
对于办报精英来说，在做久了综合日报之后，一旦真的改做非常细分的专业杂志，一般会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从事业成就感角度往往会有缺憾。因此，报人办专业杂志，更倾向于同时操作多本刊物，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报人竞相移师办杂志而且不少都取得了成功，当然不是偶然侥幸，而说明有内在的合。与杂志是兄弟姐妹关系，相似之处多于差异之处，因此，只要办报是高手，办刊也就不会差到哪里去。说能办报就能办刊可能显得有失，不过基本上合乎实际情况。
在采编业务层面，与杂志两种传媒产品，各有其特点，因此，两者的专业感觉，存在细致的区别，各种教科书都讲得很清楚了。在报人办刊成风的同时，反过来，杂志从业人员改而办报的却不多，原因何在呢？
生产周期由短改长，相对而言强度要减轻一些。以我的亲身经历，在接受过日报快节奏、力、以日为时间单位进行工作安排的长期历练以后，再改而做以月为时间单位的采编工作，会感觉轻松得多。如果有主持一份对开十六版日报编务哪怕是一期同规模周刊的经历，每日或每周要处理的量大致总得十几万字，而在杂志领域，一期月刊的量也往往不过如此数量，所以报人在转而办刊后在时间上都难免会有松快感。可谓“从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干惯了月刊杂志，再回到日报工作，很可能就适应不了那种快节奏。
在精致性、专业性以及深加工等方面，杂志的标准要更高，因此，不是所有的资深报人都可以无缝过渡成为办刊高手，但是只要善于学习，这种角色转变还是比较容易的。
当然，事情总有两个方面。在现实中也不是所有的报人改行办杂志都马到成功，据我所知，就有一些办报其实也还有水平，改而去办刊，却输得一塌糊涂的。分析其原因，大都是过于自信，以为自己可以无师自通，与杂志的区别，不肯向内行低头，最后是“”，死得很难看。说到底，这已经不是与杂志的业务问题，而是工作态度与学习方法以及为人处世的作风问题。
在宏观经济形势与传媒上下游产业行情波动的双向夹击下，中国报业总体处在前所未有的低谷阶段，的暴利泡沫基本上破灭，对于市场中已经占有足够份额的来说日子还能过，而对于新办来说前景显然不乐观。一段时间以来，从业人员的事业信心大受挑战，收入与待遇也呈递减之势。与此同时，杂志市场却越来越红火，虽然与杂志同是纸介质印刷品，但是杂志更精细准确的定位，符合市场细分的需求，在发行与广告上目标更明确，而且印刷质量也更高一些，综合性价比很高，在赢利模式上，除了已经在广告上做大做强的杂志会选择低于印刷成本定价销售以外，大部分杂志都可以主要靠发行赚钱，而这就大大削减了纸张与印刷工价上涨的压力。
其实，在与杂志刚开始萌芽时期，原本就报刊不分家，亦报亦刊的，以中国新闻史上的名报为例，清末的外交报、清议报就都是线装小开本书型亦即杂志格式。在当代
国务院总理10月17日签署第537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条例》共23条，同1990年公布的条例相比有了重大变化。比如，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陪同，外国记者赴地区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
10月17日夜，新闻司司长刘建超举行记者会，就《条例》作出说明。刘建超说，新条例将《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主要原则和以长效法规固定下来，继续为外国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提供便利。随着新条例的施行，1990年1月公布的《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即行废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18日表示，《中华人民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体现了中国坚定不移地对外方针。他是18日在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发表这一看法的。他指出，新条例基本延续了《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并吸取了奥运会期间对外国记者服务和管理的经验和好的做法，使今后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有法可依、更为便利。“中国欢迎外国和记者来华采访，希望他们更多地向世界报道、介绍中国的情况。我们将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服务。同时也希望他们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遵守新闻职业，更客观地进行采访报道，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了解与合作。”王晨说。
国家，的附赠印刷品中，大都有典型的杂志，如英国的星期日报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就都有不止一种随报附赠杂志，主题包括艺术、时尚、体育、影视与书评等等，有的还是世界同类杂志中最有影响力、最权威的刊物，如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在全行业性萧条而杂志大市利好的形势下，政策主管部门若要挽报业之狂澜于既倒，真正扶助报业繁荣发展，就要实事求是制定对策救市。在现有条件下，最简单而又可行的，就是把报刊之间的壁垒打开，兼容互通。只要是平面纸介质传媒，无论是日刊、周刊、双周刊，还是月刊、双月刊，是否装订、什么开本，都由或杂志自行根据市场需求与自身条件权衡行事。也就是不再控制和监督报刊的开本、装订形式、版面页数与出版周期，放手让市场调节，这样可以让有志于杂志市场的能够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扩大市场领域，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细分市场比综合性市场的规模要大得多，杂志比的定位要细致精确得多，另一方面，杂志所需人力与生产资源又只是的很小一部分，这样，可以挖掘人才与市场资源潜力，同时，为社会提供更丰富、更细分的信息服务，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弊。
曹鹏博士现任经济日报研究部副主任，大学、上海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著有《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中国媒介前沿》、《闲闲堂茶话》、《大师谈艺录》（一、二）、《传媒市场创意策划实务》、《把脉中国传媒》等专著十余种，亲手创办与参与创办或多家报刊，是若干媒介机构的咨询顾问。作者长期致力于媒介经济与市场研究，欢迎同行联系交流。杨旭文的女朋友王秋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