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预测是经济学家的专长，但经济学家们又承认，9个经济学家会有10个预测，预测很可能完全不靠谱。因此，每年的岁末年初，当经济学家们和各大纷纷推出自己的预测系列，大众都是将信将疑，对或错犹如猜谜，或者押宝。
第一财经日报创刊14年来，除却特殊情况，我们每年都会推出自己的预测系列。我们相信，预测的基础是经济学或学基本模型，但其决定变量是基于经验的判断，甚至是在关键变量上基于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分析框架，甚至风险偏好模型的放手一搏。
在过去10余年，我们的预言团队世易时移，我们的分析模型也难言一贯，但我们坚守了第一财经的基本价值观——在一切可获信息的前提下，以最科学和的方，最前沿的经济、金融和科技变化，力求以最具效率、兼顾公平，并在人类伦理边界附近做出最契合“帕累托改善”的判断。
我们的判断难言精准，但在2017年，一个可以参考的标杆是——英国《金融时报》在19个问题的中对了15个；第一财经的案例是，在20个问题的中对了17个。《金融时报》在美国股市、委内瑞拉违约和特朗普的判断中被证明不够精准；而第一财经在中国存款保险基金的首次运用、欧洲难民危机和RCEP谈判3个领域判断失误。在美国股市和特朗普新政的判断中，我们大获全胜。在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PM2.5、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势和油价的判断中，我们侥幸取胜。
在战果的鼓舞下，第一财经的2018年预言团队将覆盖范围做了相当拓展，预言的问题从2017年度的20个增加到2018年的46个，涉及中国宏观、金融、民生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覆盖了全球地缘、经济金融和科技变迁的前沿领域。
金融危机10年后，全球经济复苏强劲、全球主要央行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是主流；然而，全球金融市场积重难返、全球差距空前扩大、社交沟通推波助澜推动的民选模式下，全球民粹主义的兴起才刚刚开始，加之几何级数变化量级的科技创新，人类的认知、治理框架和治理手段的应对还远远不足。
而中国的挑战远还不止于此。2018年是中国40周年，40年后，1990年代的中国所描绘的蓝图尚未实现，全球经济、和科技新变局又将“新时代”的中国置身于前所未有的由全球经济社会新机遇和全球治理新挑战所编织的新格局中，变数扑朔迷离，风险无所不在。我们当然期待中国有序推进，中国在全球的角色提升有力而稳健。多年以后，历史将证明，2018年的新时代，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经济的关注点从速度转向质量，但人们依旧会关注实际的增长率水平，毕竟这仍然是当前显示经济增长状况最为综合和可观察的指标。
在对中国经济“新周期”的概念充满争议的2017年，中国P增速超出了年初大部分人的预期。从经济结构来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在下降，平稳的消费增长和贸易的大幅改善成为了支撑2017年P高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8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针对地产与金融行业的严监管可能进一步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但这并非经济的负面因素，防范金融风险、改善金融资源配置可能经济未来的活力。不确定因素可能来自于贸易，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回暖将增加外需，但同样也要防范严重贸易摩擦的风险。
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匹配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已经成为掣肘中国经济的关键因素，但指望这方面动大手术的人在2018年很可能会继续失望。不过，将从容易着手处启动。
十九大报告中将财税首要任务确定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其中之一正是结合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税收制度和税种属性等，构建共享税为主、专享税为辅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收入体系。
目前中央与地方形成了以共享税为主的分配局面，前三大税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是央地共享税种。
下一步分享比例如何调整将成为焦点。超5万亿元的第一大税种国内收入，目前暂定中央与地方实行五五分成，2018年5月满两年后分成比例会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及其影响，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另外，归属于中央的万亿级税种国内消费税是否会部分划归地方也引人关注。而地方税种也在适度增加，比如2018年即将开征的税已被归为地方税种。
这是全球竞争的必然结果，2018年中国将继续实施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负担。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供给侧结构性中降低企业成本的需要；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应对美国掀起国际竞争性减税浪潮的对策之一。
中国减税降费走在其他国家前面。2013～2016年四年累计为企业减轻负担2万多亿元，2017年的减负目标是超过1万亿元。
以大规模减税为主的美国税改即将实施，这必将掀起新一轮全球减税浪潮，包括日本、英国等多国也以减税应对这一冲击，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仍将既定的税制步伐，继续实施减税降费。这包括进一步优化政策和税率，适度降低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或者增加研发加计扣除力度等降低税负水平。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也应加快推出，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税负。
除了减税外，降费更加重要。这主要包括逐步推进行政零收费，大幅减少定价管理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影响楼市的因素主要是土地供应、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长效机制主要会从这三项入手。
当前房地产交易环节税收较完善，房地产税作为保有环节重要税种，其意义更多在于完善房地产税制结构，而非平抑房价，现在赋予其身上的功能和期望过多。为加快落实税收原则，房地产税立法工作有望在2018年实现突破，并列入立法计划。
2018年，房地产市场调控将一改过去以周期性政策为主的局面，更多结构性政策将会出台。土地供应、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是工具和手段，租购并举是方向和目标，通过工具之间的排列组合，来实现预定的目标，这就是长效机制的含义。
度量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最好标尺——单位劳动力成本（Unit Labor Cost, ULC）将在2018年继续下行，但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将维持基本稳定。
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是第一财经研究院为了研究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情况，特别是中国制造业及其各子行业的竞争力动态而编制的。该指数覆盖了全球18个国家和20个细分产业。ULC的上升往往意味着名义劳动力成本支出上升的速度高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在横向比较中，ULC越高意味着竞争力越弱。
中国几乎是唯一一个在金融危机后（2007～2016）出现ULC上升的主要制造业国家，其结果就是相对竞争力的大幅下降。不过从年度数据来看，中国ULC绝对值的水平在2014年出现峰值后已经开始缓慢下滑，趋势将在2018年延续，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劳动报酬增速将仍低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速度，但这还不足以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相对竞争力水平。
被称为“两权”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在2018年大范围推广的可能性不大，但距离我们正越来越近。
“两权”抵押贷款可以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其试点于2015年由国务院提出。但如果要大范围推广，仍需要等待法律和其他基础工作的完善。
确认农民对土地的法律地位，才可以让“两权”抵押贷款具有法律基础。《中华人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虽历经讨论逐渐成熟，但根据全国常委会审议法律案的三审制来看，该草案最快会在2018年上半年才能审议通过，届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才具有法律依据。而按照目前的时间表，土地确权这项实现“三权分置”的具体工作，需要在2018年底之前完成。 在这些基础性工作全部完成后，农村“两权”抵押贷款才有可能推广至全国。
中央已给予了发展贸易港明确的支持，如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赋予贸易试验区更大自主权，探索建设贸易港”。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也在署名文章《推动形成全面新格局》中将“探索建设贸易港是未来对外的重要举措之一”。
2017年3月上海获批贸易港区之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纷纷要建设贸易港，其中浙江自贸试验区已经制定了初步建成贸易港区先行区的发展目标。2018年，更多的贸易港规划很可能会继上海贸易港区之后诞生。
2017年末对于中国北方地区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供暖季开始后，恼人的雾霾并没有如往年一样如期而至，甚至连续多日出现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这在过去几年的冬季是难以想象的；但坏消息是，煤炉拆了，天然气却没通上，北方多地面临无法提供冬季取暖的窘境。而这两个现象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性。
2017年是“大气十条”的收官大考之年，史上最严“停工令”全面执行，“煤改气”、“煤改电”等散煤治理措施的落实也力度空前。可以说，这些超常规的大气治理措施直接成就了今年雾霾情况相比往年的大幅改善。根据相关研究，2017年入冬后的PM2.5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低值。各项规模空前的大气治理措施有望解决华北空气污染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困境。未来只要确保此类措施不会影响民生需求（如天然气能保供），华北的雾霾就有望在2018年跨过拐点进入好转阶段。
未来几年里，中国的植树速度将领跑全球。因为，不仅污染防治是决胜小康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打好”蓝天战的提法也升级成了“打赢”。
2018年，中史无前例地启动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并想尽办法让国企、民企、外企、集体、个人、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拿出大量资金，培育出一批专门从事生态修复的专业化企业。为了种树的速度，还会研究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现实来看，中国的生态修复行业潜力巨大。目前，中国人均森林面积只有世界人均的1/4；超六成地下水监测点水质为较差、极差；近20%的耕地受到污染；空气污染也较为严重。
潜力意味着增长空间。在未来的种树过程中，必然会使得不少行业内的公司受益。机构预计，A股生态修复板块的一些上市公司2018年增长大概率超过50%。
中国版“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 千呼万唤后终于在2017年落地，虽然比不少G20国家晚了若干年，但恰当的人事安排将彻底改变中国金融监管版图，从最高层面到部委层面割裂乃至南辕北辙的局面有望被彻底改变。
金融危机之后，以货币政策为主要工具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实施，加上互联网金融崛起，测试你前世死因将金融市场快速联通，一方面，大量资金进入金融体系空转，监管套利导致影子银行快速膨胀；另一方面，多种金融业态杂糅，乱象丛生，监管真空时时出现。风险涌动之下，不同监管部门之间意见难以统一，更高层面的决策机制也被波及。尤其是2015年那场股市的剧烈波动，让决策者意识到金融监管体制迫在眉睫。
国务院金稳会正式落地后，协调监管的“第一枪”打在百亿规模的资管行业，彻底打破监管壁垒，2018年大戏正在上演。
中国央行极有可能在2018年再次提高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或各种借贷便利利率，但频率和幅度都会低于美联储加息的节奏。
2017年，央行三次提高公开市场操作和各种借贷便利利率，其原因无外乎：维持中美利差，缓解美联储加息对人民币汇率和资本外流的压力；同时，要与各监管部门出台的监管新规形成政策协调，强化金融去杠杆、严监管的立场；另外，随行就市缩短逆回购利率与同业拆借利率之间的利差，消除套利空间。这些理由和背景在2018年依然成立。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与各种借贷便利已成为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常规手段，但在2018年，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思维下，央行公开市场与借贷便利利率的提高幅度和频率都将有限。
2017年末，比特币价格一度冲上2万美元大关，后又跌至1万美元附近。暴涨暴跌的巨幅波动、国际炒家的狂热投机、屡屡被盗的安全隐患，以及部分沦为洗钱、融资工具，比特币裹挟着区块链、数字货币的高科技外衣，给央行敲响警钟。
面对私人数字货币的崛起，背后是主权国家的央行（中国、美国、）纷纷启动数字法币研究。作为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之一的国际电信联盟（ITU），专门成立了数字金融服务和数字货币焦点工作组，中国央行也参与其中。
中国的数字法币应当是由中国央行发行的采用特定数字技术实现的货币形态，由于在电子支付方面的领先地位，中国有机会在全球率先推出央行数字货币，具体形式可以是用于替代现金的电子支付工具。然而，有关方面对此的意见不一和犹豫不决，可能将2018年的这个机会让给其他发展中国家。
可能性很大，不过剧情将是“有惊无险”。人民币在2018年大概率保持稳定，美元兑人民币会维持在6.8以上。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在2018年不会面临压力，这个压力会来自于美元可能的大幅升值。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稳定，汇率的均衡价格理论上也趋于稳定，但情绪对汇率的短期走势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随着逆周期调节因子的推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完善，央行对市场预期的引导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以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作为后盾，只要举措得当，和市场充分沟通，中国央行在和投机力量的博弈中取胜应不是意外。
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上，中国需要确保自己以适当的步伐走在正确的道上，对中国政策制定者而言，2018年不是推进激进的好时机。
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2018年加息三次，并将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缩表年，另外特朗普的税改计划落地对如美国跨国企业海外留存利润回流等跨国基本流动的影响也不确定。而在国内，中国经济也处于增长模式转换的攻坚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策制定者们可能会选择在维持正确的道上不过于激进。可能的改变是人民币汇率的日内波幅进一步扩大，价格形成机制也会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前进，但人民币汇改一步到位至清洁浮动依然很遥远。
2017年晚些时候启动的中国金融“再”在2018年将继续推进，金融业准入和金融市场的再将成为主要内容。不过，决策层对资本项下的流出仍持谨慎态度，债券市场“南向通”落地的可能性不大。
在众多举措中，2018年关注焦点仍将落在“债券通”上，各方期待的南向通能否成为现实将取决于国际宏观。2018年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这有可能加剧资金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出，尽管目前人民币汇率已经企稳，但短时期内，资金流出方向的仍然会比较谨慎，针对个人境外投资的QDII2以及债券市场“南向通”在2018年开通的概率不大。
《证券法》修订意义重大。作为证券市场的基本法，《证券法》涵盖发行、交易、投资者等几乎所有内容。其中最核心的关于审核制度的，按照现行法律，A股发行上市需按照审核制，由证监会对企业进行实质判断。这样的机制问题很多，也正因如此，2013年底新一轮发行制度启动，推动新股发行向注册制迈进。
自2014年列入立法计划以来，修法过程一波三折。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这需要资本市场能够为创新科技企业提供畅通的融资渠道；证监会助理黄炜也透露“有关方面正在大力推进”包括证券法在内的多项法律。可以看到，修订后的《证券法》尽快出台，既是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也已经具备比较成熟的现实条件。
伴随美联储加息缩表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利率在2018年将易升难降，这也注定了A股在2018年估值水平提升的空间非常有限，股价上涨的主要动力来源将是上市公司盈利的增长，价值投资将在A股继续大行其道。
对于已经上涨了一年有余的白马股，尽管目前估值并不便宜，但由于很多属于行业龙头公司，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变革中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投资者需要更多地观察其股价与业绩增长的匹配情况，根据股价动态估值水平变化而做相应调整。
对于成长股而言，投资者需要去伪存真，只有那些具有核心竞争力、真正将业绩落到实处的真成长股才能走出来，而那些只是概念炒作的伪成长股，终将被市场抛弃。
资本是否应该具有一直是颇受争议的线年年末关于现金贷和红黄蓝幼儿园的事件让这一争论成为焦点。
社会责任投资在选择投资标的时除了关注财务和业绩表现，也关注标的对于社会责任的践行。消费者意识的可能让2017年底发生的事情将成为中国社会责任投资的分水岭。更为发达的将让企业行为外部性影响更为所知，这些信息将更多地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和服务时的考量依据。而只有这样，资本才可以和线 MSCI是否会一次性纳入A股5%的市值？
资管新政落地后，未来保本理财逐渐回归结构化存款，表外理财受到冲击最大。打破刚兑后，银行30万亿的表外理财格局重塑，资管业态加速洗牌。不论是通道业务占比较高的中小信托、券商资管，还是基金子公司，以往赖以为生的通道类业务难以为继，各类机构能否在未来的市场中发展，主动管理能力至关重要。未来，公募基金公司两极化现象将更为明显，特色不清、优势不明显的中小基金公司，将被越甩越远。
2018年，混改进程将继续提速。地方国企将“唱大戏、担主角”，此外，除了民资可以参与国企改制重组，国有资本也有望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对于已经混改的企业， “改”的工作将是重点，涉及薪酬、招聘、激励机制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员工持股的进一步扩大。预计科技类企业，包括高新技术企业、转制科研院所、科技服务型企业等试点和推行员工持股的空间更大，而已经进行混改的企业，员工持股范围也有望扩大。
尽管目前已有22人意欲挑战普京的连任大计，但考虑到普京高达80%的民调支持率、丰富的执政经验以及强大的人格魅力，其他人很难与他竞争。拿不出系统性的竞选纲领，制约了反对派叫板普京的能力。在最大反对派纳瓦尼被取消参选资格后，普京连任上最后的障碍也被扫清。2018年，普京仍将是国际舞台上的焦点人物。
2018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和商务部的高级官员终将到位，届时特朗普贸易领域的人事布局将趋于完整。这些即将上任的不少都是跟中国打“双反”官司的老手，以及中曾经十年如一日监测中国经贸政策的制定者，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加剧，领域将集中在“老地方”：钢铁、纺织品、化工产品、原材料、农产品等，美国的政策工具包括传统的“双反”、知识产权措施、贴汇率国标签等，也可能会使用一些布满尘埃的老法条——譬如《1930年关税法》——来发起更多“自发式”调查。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将改选全部435个席位，以及的33个席位。虽然党可能在遭到党挑战，但维持它在的优势并非难事。从选举版图来看，改选的33个席位中，党只有8席，而党有23席、但偏党的有2席，这天然对党不利。此外，党对于维持其在蓝领工人选民州的优势极有信心，以此前的州长选举来看，党的基本盘在很多摇摆州仍然没被打散，而那些曾经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也没有流失太多。
以欧盟的惯例而言，除非出现重大外部危机推动欧盟，否则内生性总是缺乏动力。自欧盟诞生以来，其定位就在间协调机构或超主权机构之间摇摆。而在英法德二战后老一辈领导人纷纷退出欧盟舞台之后，围绕默克尔形成的新共识将对欧盟的定位紧紧定在了“间协调机构”上，而且在默克尔的前三个任期内不曾逾越一步。
全球股票的牛市还未终结。2018年全球经济复苏仍将延续，特朗普税改落地也将带来新的积极影响，虽然地缘冲突可能性增加，但仅部分地区会受影响。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超过3%，多数国家经济增速将高于上一年水平，这是2011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全面复苏。这种局面仍在继续，OECD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超过2017年达到五年峰值。
传统意义上，金融衍生品的开发是为了帮助标的资产使用者规避风险，起到价格发现的作用并降低波动性。但这对比特币并不适用。衍生品的推出并不能解决比特币缺乏价值支撑的特点，也不能引入真正的用户实现价格发现降低波动率，其市场缺乏深度、易被的特性反而更容易导致剧烈价格波动。 在可预见的将来，无论比特币的价格在巨幅波动中趋势上涨，抑或泡沫破裂，其本质只能是金融投机品，而非货币。
大数据在2018年对人工智能发展依旧至关重要，但人工智能将逐步进入“学习”驱动阶段。AlphaGo击败柯洁、李世石等围棋世界冠军，却败给了师出的AlphaZero。AlphaZero无需像过去一样高度依赖大量的历史数据和精确的算法设计，卷积神经网络和强化学习等技术可以使AI通过“强化学习”的方式拥有“进化”的能力。
“三父母”技术利用捐赠者卵子的健康线粒体替换母亲有缺陷的线粒体再进行人工授精，从而避免胎儿患上致命的线粒体疾病，最终该新生儿将同时拥有父母和卵子捐赠者的基因。这项技术能创造“更完美”的人类，但同时引发了巨大的伦理争议，导致技术应用在一些国家被引入。而在一些国家，该技术则被严格限定在研究领域。几乎所有技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可能面临伦理问题，我们能选择的是尽快将其纳入考量范围从而合理规划技术发展径，或者是当真正问题出现的时候再去应对。 插图/刘飞